16个省空降“金融副省长”：全国密集任命背后，释放了重要信号！

从近两年中央“配齐”“金融副省长”的路径来看，先是江浙和四个直辖市等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然后逐步向中西、东北、西南地区拓展，覆盖四川、辽宁、贵州等省，开始尝试啃“硬骨头”。

“金融副省长”的密集布局，与其说是中央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加码，毋宁说其角色堪比“救火队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原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5日，标题为《16省空降“金融副省长”：转型中的政坛生力军》，不代表本公司观点。

蔡东是2019年任命的第六位“金融副省长”。图/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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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长”：转型中的政坛生力军

近日，又一名“金融副省长”亮相。

10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这是今年任命的第六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

今年上半年，蔡东刚刚从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任上转任农行副行长。此前，他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了20年。此次中央将他“空降”吉林，提振东北金融的意味非常明显。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记者，金融系统官员到地方任职或挂职，并不罕见。这有利于地方政府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题、制定更加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政策。

但是，在2018年之前，金融系统官员到地方任职，大多在地市级政府，鲜有省级政府。此前，省级层面最有名的“金融省长”当属郭树清。2013年3月，他从中国证监会主席转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三个月后升为省长，开始操刀“山东金改”。

自2018年起，中央开始频繁从金融系统抽调高级干部“空降”省级政府，短短两年内，13位“金融副省长”亮相。目前，全国共有16个省级政府配备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中，已经超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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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履历完备

细数16位“金融副省长”的履历，他们大多来自国有五大银行或“一行两会”等金融监管机构。

16人中有3人来自中国证监会。2018年1月被聘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吴清，曾任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和基金监管部主任，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理事长。

已任浙江省副省长多年的朱从玖也来自中国证监会，历任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专员等职，后转任上交所，并于2008年重回证监会，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2012年5月，调任浙江省副省长。

2016年11月任云南省副省长的陈舜履历比较特殊。从1998年起，他历任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副主任、市场监管部副主任、稽查二局局长、稽查一局局长和首席稽查。2011年5月，陈舜转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此后升任部长助理，并于2016年11月“空降”云南，成为云南省副省长。

在1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中，除了还未公布分管领域的4位新任副省长外，陈舜是目前唯一不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云南省政府的官网显示，他分管精准扶贫、教育、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

另外13位则大多来自央行或国有五大银行。

其中，北京市副市长殷勇、重庆市副市长李波和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来自央行；天津市副市长康义、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和吉林省副省长蔡东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副省长王江和山西省副省长吴伟来自交通银行；四川省副省长李云泽和贵州省副省长谭炯则来自中国工商银行。

剩下的3位，山东省副省长刘强来自中国银行；辽宁省副省长张立林来自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副省长葛海蛟来自中国光大银行，他也是16人中，唯一一位行长转任副省长，其转任前是中国光大银行行长。

这些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不少有跨行任职的经历，或担任过多地分行行长。

比如，蔡东在工行20年后，又先后出任国开行副行长和农行副行长。葛海蛟是个“老农行”，在农行系统工作了23年，曾任辽阳市分行行长、大连市分行副行长、黑龙江省分行行长等职。在中国银行工作28年的贵州省副省长谭炯更是先后在武汉、西藏、云南、上海、广东等多地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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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历丰富

这些“金融副省长”以“65后”居多，其中还有6名“70后”，在同级别干部中，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目前，全国一共只有11位“70后”副省长，金融系统出身的就占了6席。1972年出生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是年龄最小者，今年只有47岁。

从履历看，这些“金融副省长”普遍拥有高学历，其中9人是经济学博士。唯一的女性郭宁宁是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学霸”，李波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哈佛大学法学院职业法律专业博士学位。来自交通银行的江苏省副省长王江曾是山东经济学院财金系副教授，并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

他们中大多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历。比如，葛海蛟曾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后任农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李波曾负责央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的业务；郭宁宁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和新加坡分行行长等职；殷勇更是曾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供职多年。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在金融国际化领域的不断突围，拥有海外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更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开拓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金融高管、干部去地方任职，除了可以给当地发展带来好处，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再回到金融系统，往往视野更宽，思考问题更全面。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从已有的个案看，有过地方从政经验的金融系统干部回归后，都任至高位，获得重用。例如，2014年底由银监会副主席转任天津市副市长的阎庆民，在2017年底回归后，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至今；2016年6月从中国银行副行长转任四川省副省长的朱鹤新，于2018年7月转任央行副行长至今；来自农行的刘桂平曾任重庆市副市长，于2019年3月转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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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下的“救火队长”

从这些“金融副省长”的履历和任职的省份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在金融领域的宏观战略部署，主要围绕三条线：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视、不断趋紧的金融风险防控和以互联网金融为抓手的金融数字化、智慧化，大背景则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银行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2017年曾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转型要求。具体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里有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一些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行业、小微企业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其次，现有金融体系不足以支持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规模的融资。

巴曙松还表示，金融市场的结构也存在很大调整空间。具体来说，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低风险偏好的融资难以支持转型升级。这种融资结构的优点是动员能力强，缺点是几乎所有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体系，缺少风险分散的机制。

从近年来频发的“暴雷”、民企股权质押危机，以及各地不断加码的纾困基金来看，巴曙松在两年前的判断，仍不过时。舆论认为，“金融副省长”的密集布局，与其说是中央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加码，毋宁说其角色堪比“救火队长”。

近年来，东北经济出现严重下滑，多项研究表明，融资难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东三省，金融一直处于失血状态。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张国宝指出，所谓“失血”是指东北银行存款是净流出。因为银行“嫌贫爱富”，东北坏账多，信用不好，所以越需要钱的地方越没钱。

以吉林银行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吉林银行资产减值损失34.14亿元，比上年增长238.81％。其中，贷款减值损失40.21亿元，比上年增长274.48％。从年初公布的各省银行不良贷款率看，北京最低，只有0.34％，其次是上海0.78％，而吉林省不良率在全国最高，高达4.28％。

在此背景下，蔡东“空降”吉林，“救火”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这个大力推动农行数字化转型的前农行副行长曾说，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金融活动都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发展智慧金融同样也要不忘初心，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上去。 

作为山东目前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刘强在转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不足三年后，调任山东省副省长。甫一上任，山东省就与工行在济南签署“支持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合作协议。

在重庆，李波不仅接管了“金融老面孔”刘桂平的副市长职位，而且接替了他在中新重庆项目中的角色。今年47岁的李波是重庆人，也是16位“金融副省长”中唯一“回乡任职”的干部。

众所周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背后的深意远不止一条贸易通道。在物流背后，是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互联互通，是资源、人口和资金的大量涌入。

因此，美国归侨出身，法学和经济学双料博士，深谙国际法和国际合作规则，先后历任央行条法司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曾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工作的李波，此次被调回自己的家乡，可见中央对其寄予的厚望。

而在债务率高企的贵州，曾在中国银行工作28年的谭炯在到任后不久，就亲自带队，在上海、北京等地面向投资者开展一系列恳谈会和路演。

贵州省债务负担较重的问题由来已久。截至2017年末，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8607.15亿元，债务率为161.7％，地方债务占GDP比重为63.56％，在全国都非常突出。

10月18日上午，贵州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会上，谭炯坦率地说：“希望恳谈会能够客观看待贵州省债务率的问题，我们会积极稳妥处理好债务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谭炯带队赴上交所，是向市场的一个表态，为贵州省后续整体融资环境和经济金融稳定争取时间和空间。

从近两年中央“配齐”“金融副省长”的路径来看，先是江浙和四个直辖市等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然后逐步向中西、东北、西南地区拓展，覆盖四川、辽宁、贵州等省，开始尝试啃“硬骨头”。

多位受访专家推测，预计在未来，“金融副省长”会越来越成为各省的标配，成为一支年轻、高学历且具有丰富国际合作经验的政坛生力军。

对突然“空降”地方的金融干部而言，除了大施拳脚，也面临很多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在金融条线，专业性和系统性较强，但是地方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单单是金融层面的工作，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即使是分管金融，金融也是要为其他工作服务，而且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均不相同，需要他们迅速摸清规律。

“过去需要专注于金融层面的问题，现在需要全盘考虑，协调好金融和其他行业发展的关系。”何海峰说。

延伸阅读：

密集任命金融副省长释放重要信号

不久前，前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引发市场关注。

他是今年被任命的第6位金融副省长，其中，仅9月最后一个星期，就任命了4位，而2012年至2017年，5年的时间才任命3位。如此密集的任命，让人们对金融副省长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有16位金融副省长，他们是谁？又将在各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2日，标题为《密集任命金融副省长释放重要信号》，不代表本公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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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行又有资源

他们都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工作经验，大多分管金融等领域。

仔细浏览他们的简历信息发现，这群人有着鲜明的群体画像：高学历专业人才、10余年大型金融机构经验、年轻有为。 

名校经济学博士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身份，也让他们成为懂行的专业型官员。他们中有14位博士，其中经济学博士有10位，且不少人毕业于复旦、清华、北大、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级名校，专业涵养高。

他们大多拥有10余年的金融机构工作经验，这也被外界看作是一群有资源的副省长。具体来说，他们之前工作过的金融机构涵盖中国证监会、央行、国家外汇局、上交所、中行、农行、交行、光大银行、工行、国开行等，并且大部分人都有多段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

其中有13人是从这些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直接转任，陈舜、欧阳卫民、李波虽然不是直接转任，但陈舜曾长期任职证监会，欧阳卫民、李波曾长期任职中国人民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6人来自金融监管部门，10人来自大型国有银行，其中3人有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建设银行工作经历，有6人在农行任职过。其中，葛海蛟、刘强、张立林是从农业银行成长起来的，康义、王江、李云泽则是从建设银行成长起来的。

在已经披露分工的11位副省长，有10人在省政府领导层中分管金融工作，唯一的例外是云南省副省长陈舜，该省金融领域工作由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宗国英分管。

和以往省级副职官员相比，这群人相对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其中70后就有6人，这在全国省级副职里并不多见，分别是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张立林、李波、葛海蛟。其中，最年轻的是1972年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最终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哈佛职业法律博士，被认为是学霸。

和今年9月全国密集任命4名副省长一样，2018年1月，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金融副市长到任。纵观金融副省长任命的节奏，2018年7人，2019年6人，远远超过2012年至2017年的3人，这背后有既有地方金融发展的需要，更多的是在全国金融一盘棋下，防范地方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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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职”不一样

时势造英雄。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靠投资驱动、土地财政金融化的模式给地方发展积累了风险，如何在全国金融一盘棋舞台下，防范、处置好地方金融风险，是当下地方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也是时代为金融副省长准备的“舞台”。

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要追溯到2017年。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提出中央、地方各司其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这是一次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定调，2017年10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界定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范围，要求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并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范围调整为“7+4”，具体为：

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强化对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等的监管。

进入2018年，全国各地金融监管局密集挂牌，同时，7位金融副省长到任，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的文件也密集下达。 

直到今年，防范金融风险数次被提起，2019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

目标和责任主体越来越明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挂牌，地方金融监管被赋予了更高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分析，这波副省长的密集任命是顺势而为。

毫无疑问，这群金融副省长将成为压实地方责任、防范金融风险的操刀者。事实上，金融系统干部“下派”地方任职，多年前就有先例。

辽宁、山东、浙江、江苏四省都曾出现有过金融干部到地级市“挂职”的举措。2013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时，就曾从中央金融系统选派干部到山东挂职，向山东省各地市空降“金融副市长”。

官方数据显示，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从2012年1936.11亿元，提高到2015年3130.6亿元，增长61.7%，改革成效可见一斑。

此外，江苏在2015和2017年，实行了两波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活动，用金融智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成绩斐然。

事实上，这些都只是政策性银行、五大行等机构与地方政府进行干部交流的缩影，一般采取金融系统干部到地方“挂职”的形式，而“挂职”的地方政府副职一般都在市县一级。

这16位副省长的任命与之前的“挂职”平级调动不同，他们大部分是升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按中编办“三定”方案，“一行两会”均为正部级。

据公开信息，金融类央企并无行政级别，但五大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通常被视为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这些金融副省长大部分从国有行副行级干部履新副省级干部，算是提拔使用。

以往“挂职”考量更多的是发挥金融干部的金融才能，助力地方招商引资，助推经济发展，而这波金融副省长，在全国金融一盘棋舞台下，防范、处置好地方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提拔到省级任副职，分管金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承担的责任更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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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金融风险

防范、处置地方金融风险，是这些金融副省长的第一要务。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如何安全拆弹，考验的是副省长们的金融智慧。

地方债务的源头要追溯到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中央财权集中后，地方财政面临“钱少事多”的尴尬，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长期的收不抵支让地方政府另辟蹊径融资，各地融资平台出现，地方政府也就踏上了用金融手段解决了自身财政收支不平衡之路。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元经济刺激，加上融资平台的地位被肯定，融资平台数量剧增，地方政府债务也随之攀升。

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开始逐渐被监管，地方政府性债务举债主体逐渐从融资平台转向国有企业，PPP、信托等更加隐蔽的融资方式出现，“隐性债务”快速上升。

截至目前，共有117个省市的存量债券余额超过其财政收入，14个地区的存量债券余额超过其财政收入的10倍以上。

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地方政府违规举债一直屡禁不止。如何防范？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认为，省级金融分管领导，需要在求发展（融资）和防风险（杜绝违规举债）之间取得平衡，应该认识到，杜绝违规举债也是工作业绩，更不能利用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优势，寻找制度漏洞或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进行新型违规举债。

对于隐性债务的监控一直是难题，郑春荣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拥有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的股权，地方政府要注意，不能利用股东身份或职务任命权力，给这些地方金融机构施加压力。“一旦地方融资需求和地方金融机构‘结盟’，监管难度就增加了。”

而在尹振涛看来，副省长们还有一项任务是，“让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的落地，与一行二会配合，稳定区域金融风险管理好‘7+4+n’”，n是指地方金融监管局7+4监管范围不包含的P2P等不明确的机构，目前，P2P主要是风险治理和清理工作，涉及众多个人投资者，做好这部分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

此外，发展地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是重要工作，如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建立有特殊的金融市场体系、引入大型金融机构落户等等也是副省长们的分内事，目前，各大中心城市都在争相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竞争较激烈，而竞争背后，在某种程度上说，拼的是金融副省长们金融智慧和资源。

留给金融副省长们的任务不轻，懂行又有资源的他们能否顶住，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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